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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的威力与体育人的魅力——从中巴男篮的冲突谈起

本帖最后由 易剑东 于 2010-12-29 12:46 AM 编辑

10月12日，中国男篮和巴西男篮在许昌进行第三场热身赛。比赛开始后1分钟，中国男篮主帅邓华德就吃到了技术犯规被罚出场，2分钟后，中巴球员竟然在场上爆发了罕见的群殴。当时的情形是，张博进攻，朱芳雨掩护，对方9号倒地。随后愤怒的两队队员瞬间在场地中扭打在了一起，包括替补队员的20多人都冲进了人群开始群殴。在冲突中，周鹏的膝盖和孙悦的额头受伤，苏伟的手也出现了问题。

    冲突发生后，双方队员一度被劝阻住，巴西队的队员打算退场。就在巴西队队员离开的过程中，又有一名队员对中国队进行挑衅。很快，双方发生第二次冲突，两队队员再次扭打在一起。在第二次被拉开后，巴西队的队员退回更衣室，中国队这边周鹏受伤的膝盖敷上了冰袋，张庆鹏被打伤的后脑也同样敷着冰袋。

   本来具有邀请赛和友谊赛性质的热身比赛，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群殴事件？

   稍微关注体育的人们都不会忘记，NBA的奥本山宫殿群殴事件、中国国奥队与英国水晶宫队场上斗殴事件是近年来比较著名的运动员赛场群殴事件。如果把搜索范围和时间延伸一点，我们会发现此类事件简直多得数不过来。

   这说明，体育赛场上的打架和斗欧事件绝对不是偶然现象、个别现象，也提醒我们分析此类问题时不能仅从具体场景的表面现象上去找原因。

一、体育的文化学威力阐释

   按照文化学的分析，运动员是依靠身体技艺为生的（以作家靠写作谋生明显不同，以舞蹈演员靠跳舞谋生有些近似），体育赛场是展现肉体格斗能力、身体对抗技术、身体技巧难度和美感、竞技谋略和智慧等的场所（隔网、同场对抗、表现难美项目有所不同）。赛场的直接表现方式往往是个体和群体间真刀真枪的较量，特别是篮球这样的同场贴身对抗项目，身体接触很多，发生冲突的概率就大得多。

   从文化学的意义上，当今人类的自然力退化和理性过度是两大矛盾。正因为如此，体育才在挽救和体现人的自然力方面居功至伟，在呼唤人的血性之勇和感性冲动方面独树一帜。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橄榄球和冰球运动员场上令人热血沸腾的激烈对抗场面，我们还去哪里寻求人类原始伟力的直观表现形式？如果没有花样滑冰和艺术体操赛场上令人心旷神怡的和谐优美场景，我们还去哪里寻求身体和精神融为一体的灵动表达形式？如果没有田径场上和游泳池中令人接近窒息的残酷竞逐情景，我们到哪里去寻求赶超和较量的生动体现形式？如果没有射击场和击剑台上令人凝神屏息的精细争胜情形，我们到哪里去寻求细节和精致的鲜明传达形式？

   一句话，在当今几乎所有文化类种中，体育是展示人类身体、精神、意志和灵魂极其形象、生动、直观、激越的文化类型。李力研将体育称为“野蛮的文明”，是极其精当和深刻的。他生前曾和我谈到，《野蛮的文明——体育的哲学宣言》一书最初想定名为《野蛮和文明——体育的哲学宣言》，后来有一天突然来了灵感，觉得“野蛮的文明”更加深刻和到位，我对此也深表赞同。

   “体”字走边是人，右边是本，以人为本之意直观体现。《人之上升》的作者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曾经在书中说：在人类上升的过程中，最强大的乐趣是从施展自己的技艺中获得的。在今天人类文明发展已经出现了身体自然力衰退和智慧的痛苦、理性过度等问题的背景下，体育文化的独特价值和地位必将得到强烈的彰显。

   从这个角度看，体育文化就是以自己肉体对抗和搏斗、感性冲动激发和自然力挽救体现自身特殊地位和价值的，这就是体育的威力所在。

   这绝对不是要说运动员在赛场上打架是合理的和应该容忍的，而是从普遍现象上讲，作为长年累月以身体技艺较量和肉体对抗为主的群体，运动员之间爆发冲突的形式往往也会是直观和激烈的。他们不会也不大擅长像作家和学者等群体那样打“笔仗”、“嘴仗”，甚至在博客中以文字来较量。他们之间的日常交往方式由于职业特征往往像“运动本体感觉”一样，简单和直观，没那么多繁琐的程序和复杂的机制。

   说个笑话。据说足球刚刚传入中国时，有个清朝政府官员看见一群人在踢球，很鄙夷地说了一句：那么多人抢一个足球干吗，整得像打架，又累还容易受伤，每个人发一个足球自己玩不就成了？

   我国著名学者赵鑫珊也曾经在分析希特勒成为战争狂人时谈到，希特勒体内的男性荷尔蒙多，本来他想去搞艺术但没被大学艺术学类专业录取（大意如此，恐不准确，有意了解其具体观点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希特勒与艺术》一书），后来就把战争作为释放过剩男性荷尔蒙的一个出口。

   据一位熟悉美国棒球圈的朋友在其博客中谈到，美国冰球比赛引发冲突很频繁，而且这个项目对人身体的伤害也很大，位列最危险的体育项目前三名。为了缓解场上的冲突，裁判员已经默许罚下的运动员在场下争论甚至打架（保持在合理控制范围内）。不知道这是否属实，如果属实，真可以看成是化解运动员之间冲突的一个创新。

   还有比较意思的一点是，最近有人写文章说方舟子和方玄昌没有打肖传国雇的打手打残废，也多亏了两人有点武术功底，应该将这个问题的思考引入体育界内。

   二、体育人魅力的文化学解读

   古今中外，体育人，尤其是运动员的特殊气质和风度都有着沿传悠远的共性特征，包括精力充沛、热情豪放、讲意气、重朋友。中国古代武侠中的很多著名人物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多是杀身成仁、重义轻利、舍身取义、一诺千金等方面的典范。而对文人们道德文章的要求对于体育人来说，很自然就表现为德艺双鑫，也就是说只有高超技艺而没有高尚道德的人不能成为卓越的大师。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特别是运动竞赛作为社会文化一个特殊类型产生以来，运动员这个体育赛场的主角受到的关注格外多，关于运动员风度气质的要求也多了起来。中国近代，特别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体育家”、“运动家”甚至“体育著作家”、“体育社会活动家”、“体育外交家”等称谓，反映了那个年代人们对于体育人，特别是运动员的一种风度气质和优秀体育人魅力的吁求和期望。

   说得坦率一点，那些只有运动技艺而没有体育道德的人，是不配称为体育家和运动家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体育道德风尚的要求一直很严格，容志行成为一代优秀运动员的典范，虽然与其足球技艺密切相关，但“志行精神”成为全国运动员普遍学习的精神，绝对体现了一种对于体育人，尤其是运动员风度气质的时代要求。而且，这种要求不但不会过时，在当今越发具有其弥足珍贵的价值。

   这些年我们国家对于运动员教育很重视，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奥运会前委托北京体育大学专门编写了“运动员励志教育读本”，并组织专家在运动员进行宣讲，对于运动员的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教育投入了很大精力，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效。

   我以为，要想从更高的层面讨论运动员风度，最重要的思想来源是《奥林匹克宪章》，最不能忽视的思想家是顾拜旦，还有我国的鲁迅、费孝通等。鲁迅对看客的要求、落后却奋斗不止的中国人的肯定、对“费厄泼赖”精神的倡导以及费孝通对Sportmanship、Teakwork、Fair Play三种精神的强调，都体现了思想者对于运动员风度和魅力的思考。

   我记得，《奥林匹克宪章》中对于Olympic Spirit的表述是这样的：Mutual Understanding with a Spirit of Friendship， Solidarity and Fair Play。我至今不能理解我国多数奥林匹克官方文献将其翻译成奥林匹克精神就是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公平竞争的精神。我认为合理的翻译应该是：奥林匹克精神就是以友好（或友谊）、团结、公平竞争的精神相互理解。因为奥林匹克精神的落脚点在互相理解。

   要理解顾拜旦的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动机，当然要多看他的文章和书，要多分析他个人的经历和思想。

    根据我的理解，30多岁就已经是教育家的顾拜旦自己又不是十分出色的运动员，他复兴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要目的是后来的《奥林匹克宪章》中提到的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为建议一个和平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其起点是身体、精神、意志融为一体的人，中介是通过奥运会等进行跨越种族肤色民族等的交流，达成相互理解；最后才能落实到世界的和平与美好。

   这里的起点要求运动员不能只追求身体技艺，而且要有健康的精神和顽强的意志，顾拜旦最精当的概括是美与崇高。而运动员之间的交流首先不如文学政治那样有意识形态隔阂，往往容易在身体技艺交流中产生自然情感，进而鄙弃或暂时忘却先验的所谓意识形态隔阂乃至对立。运动员之间的比赛在顾拜旦看来具有席勒所说的游戏天性的展现，因此首先能够比别的很多交流容易达成和实现交流效果，至于相互理解的程度如何则还有很多影响因素。

   按照我的判断，在战争阴云笼罩下的欧洲复兴奥运会，顾拜旦的心中最真切的梦想可能是让人们首先消除隔阂，增进理解，而体育是达成这种状况的最优手段。

   从体育文化学视角看，运动场上的比赛结果几乎是人类所有文化竞争中最直观和残酷的竞争，或者说运动场上的竞技至少在表面上是最具有鲜明功利性的。在这种最直观往往也最公开的较量面前，要求参赛者保持“以友好（或友谊）、团结、公平竞争的精神相互理解”，委实是一个巨大挑战，也是一个极高的要求。对于运动员而言，这是实现体育社会价值、达成交往目的的基本要求，但在最功利而直观甚至残酷的竞争面前保持友好态度、团结意志、公平理念，当然是高难度的。

   其实，我从事体育文化学研究这些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没有意识形态属性的体育门槛很低，不排斥任何人，使体育具有成为世界性语言和达成世界人们交往和理解的最佳手段（或许应该加之一）。这本身是一种典型的极性互冲。与此同时，运动竞技中的功利性高度直观鲜明甚至残酷，但要求运动员必须“以友好（或友谊）、团结、公平竞争的精神相互理解”，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对竞技参与者内心情感和意志、灵魂的考验和要求呢？

   所以，当我和顾拜旦1892年的《奥林匹克宣言》发现者法国达玛侯爵（Marquis dAmat）谈起我的这些观点时，他认为我太理想主义了。他说：世界的和平不可能靠体育或奥运会达成。政治是复杂而残酷的，体育还难以达成影响政治的程度。

   我则以为，顾拜旦的思想虽然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在这个现实主义盛行乃至泛滥的时代，浪漫的理想主义也具有独特价值。

   如果我们的运动员中能多出现几个像容志行那样的典范，那绝对是人类体育文化的优秀践行者，甚至也是顾拜旦理想的忠实履行者的。

   我愿意继续相信顾拜旦关于运动员身体精神意志融为一体的要求，我愿意为推进运动员之间相互理解为基础的人类交往理性而作出自己微薄的努力。

   我们或许永远看不到甚至也无法衡量，人类通过体育实现了多大程度的和平和美好，但我们如果不尝试去追逐这个信念，就永远难以了解体育人有多特殊的魅力和体育有多大的威力。

   让我们对那些技艺精湛和道德高尚的运动员投去更多赞许的目光吧，他们才是最有魅力的体育人。当我们还无法消除运动场上的斗殴，当我们还无法看到所有运动员都理解和遵循“互相理解”的奥林匹克精神时，这种关注显得尤其必要、重要和紧迫。